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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气味儿是从门缝地下飘进来的,很熟悉的味道。舍友忙了一晚,把炸的年糕拿来给我尝。恍惚间一口吞下,心神不宁,只烫得舌头上蹿下跳。年糕我从小不爱吃,总觉得腻,唯独喜欢它的味道,总觉得那才是年。打电话回姥姥家,爸妈都在那里。姥姥耳聋听不到声音,就拿起电话只顾一阵地讲,说是给我炸了年糕,把压岁钱留给了爸。也说,很想我,想我回去。思乡的情绪于是就在这一刻脱缰了,眼前的一切开始模糊。对于海外的游子来说,辞旧迎新之时心里最沉重的惦念便是家里的老人了。也许前几天还在想着找个相爱的人,看遍世间繁华;可是此时,只想牵着姥姥的手,陪她逛逛京城的火树银花。姥姥就那么自顾自的说,声音很大,问我有没有红裤衩儿和红腰带,让我一定别嫌丑,新年要讨吉利。上个本命年,我十二岁,那时候怕班里的同学笑话,怕院子里的伙伴捉弄,红腰带是无论如何不肯戴的,后来姥姥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儿,哄我戴了。好像是套在了衣服里面,总之外面是看不出来的。转眼十二年过去,这个本命年,姥姥是帮我戴不成了。下一个呢?我不敢想,她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了啊!想到这层,心里坠坠得难受。一种子欲养,亲不待的悲伤爬上我的脊背,阵阵发凉。我想她,太想她。我爱她,太爱她。在这样一个时代,距离,就是你能轻易的感知对方的音容甚至笑貌,但当你想送去一个拥抱时,现实才会出来将其粉碎。对于姥姥,少了这个拥抱,又显得何其的单薄。姥姥突然说,她没啥说的了。对于她来说,跟我的通话就向我对着录音电话那样的感觉吧。在美国第一次对着电话录语音留言,我半天开不了口,说了两句就觉得别扭而且词不达意。永远不知道怎样用语言表达一个恰当的开头和结尾。可是姥姥,就拿着听筒自顾自的说了好几分钟。能听出她的不舍和无奈,我却无法引起话题,她听不到呀!妈接过电话,我赶紧把姥姥问我的问题逐一作了回答,我知道,在电话挂断之后,妈能写给她看。妈说,姥姥想到美国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一听突然觉得心里舒畅,姥姥真的能来美国么?一定能,姥姥,我现在就要给您写封信,我们做个约定,您多多保重身体,一年之后,我要牵着您,推着您,逛逛纽约曼哈顿的,高楼大厦!

今儿出门儿一开信箱,随手抓出一张明信片。还没来得及看收件人,一看内熟悉的大方块儿字儿我就乐了。小米同学你的字迹真是十年不变啊!然后我就颠儿着一边儿看一边往地铁站走,咱历史性会面完全没问题,难的是我这“各项达标”啊!得嘞,为了不辜负妹妹您的美好祝福和殷切希望,我就向着这各项达标的奋进了。

PS. 我也想写postcard了!

1. 决定记下自己在纽约最美好的100件事。

2. 陪小俊,小璐和小奇暴走在曼哈顿,晚上3个男人挤在我的小屋里卧谈。

3. 认识了姜炜等一票哥们儿,经常在一起火锅和DotA。

4. 和小王希,运哥和茵妹在Woodberry大肆血拼。

5. 和阿紫在大都会看玫瑰骑士和西蒙博卡聂拉。

6. 和阿娱在大都会看卡门。

7. 和小卡在卡内基听boulez挥的火鸟,之后去吃纽约最有名的lamb & rice,以及发生在路上的一切扯淡。

8. 和阿紫打四个小时的电话,极尽两个男人间的所有的猥琐与不堪,还好,并不是全部。

9. 给苇子妞儿打电话,每每听到电话录音后愤怒的挂上电话,有时用京骂悄然问候两句。

10. 买Ikea的家具,并花一个晚上的时间组装起来。

11. 年前收到小米的明信片。

(待续)

my body aches,

made contorted by defferment,

bent out of normal shape,

spilling waves of shivers down the armour of my back.

and a shadow of an arm bedecks this man.

 

my feet are stuck,

well rooted in loam of winters dry skin.

i cannot move.

i cannot breathe.

and geometric nets of pianostrings cast a shadow,

and warm the armour of a man’s back.

 

and when this man was a boy,

he shared the life and name of his father’s planting hands.

and cared to have an aptitude to watch the leaves rush over eyelids as fast as over windows.

 

and when this boy will have been a man,

he will let the universe pick him up out his roots.

and be so brave to let the tree that rustles wind,

carry him and many things.

 

by benyomin spaner

早晨被父亲叫醒,对我说了句,昨晚我想了想,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也是象你一样想的,别太心急了。我迷迷糊糊的听着,似乎又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直到听到一声门响,突然惊醒,发觉他已经离开了。迅速换上外衣,蹬上鞋,冲出门去。 到了宾馆门口,父亲已经坐在的士里面了。他走出来,我们就握了握手,不知道为什么,我想给他的那个拥抱又憋了回去,也许是因为有外人吧,父亲也许也不愿意那么热烈的表达情感。何况离别的拥抱,又是多么伤感。“爸,再见”, 目送他上车,提醒他系好安全带,挥手,出租车绝尘而去。

回到房间里,整理下自己的情绪,回忆昨晚上父子俩的谈话。父亲说:

男人,要正直,大度,有能力;

要在自己节奏下努力,不要想一口吃天;

做好生活选择你的准备,努力做好现在该做的事;

一个时间只做一件事;

不要不懂装懂,温故而知新;

做学问要有自信;

爱情很多时候并不靠追求;

真诚地对别人,但要学会拒绝,拒绝一样会赢得尊敬;

你还很年轻,有很多的时间,不要着急,但不要浪费时间。

类似的话也许网上能看到很多,但是父亲一条条的讲来让我觉得非常踏实。每谈一条,我都能在他的身上找到影子,这时候,经验的说教就化成了一种血脉的传承。对他敬佩之余,是一种责任 — 我有责任去学会他教给我的东西。五十岁的父亲性格平和了很多,对我的想法和做法也宽容了很多,这使我们的交流更像朋友之间的对话。五十岁的父亲还是在努力的照顾我,看着他把带给我的东西一件件翻出来,箱子就几乎空了,有些心酸。五十岁的父亲也开始让我牵挂,我会担心他迷路,担心他受风寒,甚至担心他被人欺负。 他对我的担心会嗤之以鼻,两天前还是会坚持把我送到地铁站,我一路担心他能不能顺利的走回去,他却告诉我当年在伊朗都从没有迷过路。目送他离开,望着他一肩低一肩高的走回去,突然想起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也是好生难过。

伤感的文字应该节制,我也该继续我本来的生活。和父亲短暂的相聚间,我浮躁烦闷的心情轻松了很多,该去做自己的事情了。也祝他,在美国这半月之行,一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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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又到了纷飞的季节。嵩嵩在q上告诉我北京下雪的时候,老妈正在家用摄像头给我看窗外的雪景。突然开始想家,想北京,想飘荡的白雪,想干燥的空气,想凛冽的北风,更想那个在雪地中行走的自己。关于冬天,有很多温暖的回忆。身在异乡的时候,格外的想念这些日子。

03年的那个冬天,我高三。寒假的那一个月里,我和何冠每天骑着车去北图的自习室看书。中午就去旁边的马兰拉面要两上碗牛拉,有时再添些烤串,囫囵吞下。吃的满头大汗,抹个嘴便出门,就让扑面而来的北风吹在脑门儿上,一路狂蹬回到北图继续发奋。我当时痴迷于物理,何冠则热衷与数学,我们时常还有些很严肃的对话,现在想来,基本是一个幼稚的“物理学家”和一个半吊子“数学家”有关“哲学”的问题。但那个时候,那些谈话经常让我们热情澎湃。我喜欢那个时候的自己,胜过现在很多。在后来的那个学期里,我的成绩好了很多。那个冬天,是有关理想和奋斗的。华灯初上,两个少年并排瞪着单车,顶着北风,一路走远…

04年的那个冬天,我大一。那个冬天,每个周末都要往返于两个校区,去参加乐团的排练。那段日子我和彭哥几乎形影不离,一起吃饭,一起排练,一起演出。每到周末,我就去彭哥那里聊天,一聊就聊到深夜。我们聊音乐,聊唱片,聊柴可夫斯基,聊他最喜欢的奥斯特拉赫。彭哥总躺在他的上铺,用小音箱放些他喜欢的音乐,我则要站着扒在床边上辛苦的听。听着听着我们竟都会一动不动,呆上很久很久。南京的冬天让人很难受,我们两个北京人几乎经受不住。经常穿上四五层的衣服却还是觉得不暖和,我们也就凑在一起骂骂咧咧。骂寒冷的宿舍,教学区永远烧不开的热水,图书馆的寒碜,西平教室的吵闹。每次骂完了之后,似乎身体都会暖和一点。后来时常也会聊身边那些漂亮的女生,聊某系漂亮的辅导员,聊乐团弹钢琴的学姐,那些淡淡的情愫,似乎在寒冷的季节,格外容易被记住。冬天过了之后,彭哥就有了女朋友,我们也就没有那么多时间聊天扯淡了。那个冬天,有关音乐和荷尔蒙的躁动。傍晚的浦口,也是两个少年,提着他们的琴箱,缩着肩膀一跳一跳的边走边唱…

05年的冬天,有关爱情。这里写了些东西,思来想去还是藏起来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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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tudes of contrivances were designed, and almost endless drawings made, for the purpose of economizing the time and simplifying the mechanism of carriage.”

                                                                                                                                                                                                        –charles Babbage, on Difference Engine No.1, 1864 [Morrison 61]

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这年,英国的科学家查尔斯说了这么句话:“为了节约时间和简化四轮车的机械装置,人们设计了很多具有创新性的设备,且对这些装备进行了永无止境的改进。”在我看来,这句话就是西方科技领跑世界的根本原因。而我们祖先的勤劳和坚忍,曾让他们世界上辉煌一时。而在这种勤劳和坚韧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却逐渐变成了一种麻木的忍耐。这是一种就是创造力的丧失,是最大的悲剧。

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母亲用的财务软件,小软件公司粗制滥造出来的产品。复杂低效的操作,死板的人机界面和一些莫名其妙的出错,都让我完全无法忍受。而母亲却能用得“得心应手”。她的手就像被编程了一般,一秒钟选五次菜单,一瞬间完成。如此低质量的软件竟完全被母亲的勤劳打败了。我问她,这软件好用么?母亲答:“刚开始觉得很难用,现在也就习惯了。”我愕然。父亲在类似的事情上也是丝毫不落后的,前段时间我偶尔用他的电脑,发现他还用着十年前的智能abc输入法。在我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如今的基于搜索的输入法的匹配率已经数倍的提高,也就意味着工作效率的数倍提高,然而他却一点儿都不知道。甚至于,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的老爷车输入法。当然,他有他的办法,他能记住很多字的输入方法,按几下“+”号,选那个数字都能烂熟于胸。呜呼,他们真是太聪明了!后来,我坚持给他装了最新的搜狗拼音,他开始还挺不习惯,不过后来一封邮件里他告诉我,觉得搜狗拼音比abc好多了。我当时挺开心,不过又一想,十年之后,他会不会还在用这个搜狗拼音呢?顿时觉得意兴阑珊。

在纽约的这半年,我深深的感受到了美国人的懒。但是他们对于新技术发展的热衷,对于机器设备的依靠,却恰恰是源于这种“懒”。比如,在纽约,折叠试手推车很流行,人们步行去5分钟路程的超市,或者在地铁里,都用这种小车载物。甚至一些学生上学都会拖个小箱子,装上他们的书和笔记本电脑。而在中国,塑料袋俨然取代了上面的一切具有轮子的设备。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艰难的走着。他们勤劳,他们忍耐。正是由于这种发指的忍耐,没有人会去尝试用轮式设备。没有人用,自然也就没有人对这些设备进行永无止境的改良。于是大推车不会变成小推车,重推车不会变成轻推车,推车的结构不会变得合理,更坚固。推车的性能不会变得更灵活,更易用,推车的售价也不会变的越来越便宜。这一切只因为,我们可以忍受负重,可以忍受塑料袋把手勒出一道道的红印。于是在我刚来纽约的那段时间里,一边提着塑料袋,一边不住地嘲笑那些在使用轮式设备的美国人。后来又令我大长见识的是这里的厨具商店,有各种处理水果的工具。削苹果的,切菠萝的,剥橙子的,挤柠檬应有尽有,全乎的让人看着都有点闹腾。但仔细琢磨琢磨这些小玩意儿的原理,个个算得上匠心独具。可是如果让母亲来看的话,这些绝对是华而不实,因为她用一把普通的水果刀,就可以搞定一切,而且绝不逊于那些形形色色的工具。她能削一个苹果而让果皮不断,再看果皮,薄的似能透光。我相信,同龄人的父母亲恐怕都有这类骇人听闻的绝技吧!因此,这些巧思妙想的小工具,在中国是不怎么能见到的。

仔细想想会倒吸一口凉气,我们就是缺少一种持续创造改进的原动力–强烈的不满于现状和努力改造它们的决心。我希望所有人都能不停的去抱怨他们的现在使用的软件,机器和生活方式。我希望我们不再那么善于忍耐劳累,重复和无序。拒绝忍耐,开始抱怨,就是创新的开始。苹果电脑公司的老大乔布斯曾经说:“Stay foolish,stay hungry”。 我对这句话的一种解释是:有些聪明是枷锁,有些满足是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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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酷浪读书是一种享受,柔和的灯光,木制宽大的桌子,窗外曼哈顿的夜景,和周围书的海洋。今天朋友说我有成为Geek的潜质,也许是吧。做学生是幸福的,有个精神的家园,是幸福的。

南大四年,电子学的各类基础课程,皆囫囵一番。其中仅有几门,是自认为学的好的,陈伟中师教的《近代物理》是我最欣赏的。提起陈师,总是很仰慕。如果当时出国不成,我应该会去做他的学生。在他身上,我能看到当代优秀大学教授的风采–知识渊博,诙谐幽默,富于批判。他的近代物理,演算很精简,但大道理却说的很深刻。也正是在上陈师的课其间,越发体会了为人师,立三尺讲台,传道授业的乐趣。陈师妙语连珠,随手拈来,便让我回味无穷。

大学的课堂,除了些最用功的,学生们总是爱坐后排,因为实在有颇多的好处。既不用担心被老师提问,也能自由的看些闲书,发些短信。中途有事的,也方便随时溜号。那天陈师正好讲到原子结构。突然话锋一转,说到,原子坐座位也象大家一样。能量低的坐在靠我近的地方,能量高的都坐在后排。靠我近的学生能量低,稳定,来了就不走了,学习很踏实。后排的学生呢,能量很高,很活跃,很容易被外面的东西(原子)吸引,说不定我一回头就跑掉了!全班都笑了起来,后排的同学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从那以后,陈师课堂上,学生们的能量骤降。

讲到狭义相对论的时候,不同观察者的各自的时钟的问题,是需要仔细理解的。陈师在作完详细的讲解之后,突然做若有所思状。问我们,甲发现已的时钟变慢了,甲是会羡慕乙比他活的长的。但是乙真的活的长了么?没有!乙自己觉得,他还是活了那么长,没区别的。只是在甲的眼里,他长寿了。这说明什么呢?我们总是习惯去羡慕别人,看别人什么都觉得好。但是到了别人那里,他看自己,和你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徒增烦恼而已。

陈师关于近代物理的讲解,是很有历史观的。记得有一次他说到,科学是创新的,但科学家往往是守旧的。学术是自由的,学术界往往是充满束缚的。一个伟大的理论的问世,多是颠覆性的。但是往往受到打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老一辈的科学家,是想守住他们的阵地的。看着自己作了一辈子,信了一辈子的理论被质疑,是残酷的。就好像一直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突然变得没有价值了。这个时侯,保守阵营的科学家大都是要反抗一番的。等到他们的时代渐渐过去,当年轻一代逐渐掌握了学术界的话语权,新理论才得以慢慢被接受。从这个角度来说,能从善如流的老科学家,是应该被格外尊重的…

陈师也会经常站在哲学的角度上讲些道理。在讲波粒二象性的时候尤其精彩。陈师说,你们要记住,波长永远是分辨率的上限,这是大道理。一个波长很长很长的波,碰到什么都绕过去了,跳过去了。这个波都碰不到你要测量的东西,他怎么告诉你那个东西在哪儿呢?天知道在哪儿!这个时侯,又哪里来的粒子性?只有这个波的波长慢慢小了,怎么绕都要碰到你要测的东西,他才能告诉你具体的位置,才有了测量!这个时侯,粒子性才慢慢出来了。好比做B超,你想看得更清楚,就要用更小的波长。波长小了频率又高了,衰减又快,看不了原来那么深了。还想看那么深?就要增大能量,能量大了,人又受不了了。这世界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让我们去找一个折衷… 也许陈师从来没用什么复杂的公式,但这些大道理,却让我对物理本身更近了,给了我很多的思考。

对于理论的生命,陈师的观点也让我印象深刻。他提到,一个理论刚刚产生,总是锋芒毕露的,总是说一不二的。随着理论应用范围的增大,理论会有很多事情解决不了,就要做些修正。但是,修正就想打补丁一样,修正越多,理论就越发的丑陋了。预言性也就越来越差,当这个理论贴了满身的补丁之时,也就逐渐到了尽头。一个新的理论,能把这些所有的补丁作为一个更高级的抽象来一举解释,就即将诞生了。你们想想,政治家们说的那些话是不是总能说的通呢?但是,那些话又有什么用处呢?模棱两可的话,永远是没什么价值的…

在陈师这种极富个性的教授身上,也难免有些怪癖。比如,他上课的幻灯片,是从来不给我们拷贝的。我们只能上课的时候奋笔疾书的抄下,但也难免漏了细节。每次试图要来课件的拷贝,总被他婉言拒绝。后来我经常回去问他一些问题,也就有了些谈天的机会。他解释说,是因为又一次发现其他学校的老师直接用他的课件讲课,让他很生气。打那以后,课件就不再给学生拷贝了。也许有些同学对此耿耿于怀,但我是理解他的。他的讲义做的非常细致,配图也很考究,一定是花了不少心血的。这件事还有后文,在那学期的课行将结束之时,我还是想问陈师要一份讲义作为纪念,他也以再说敷衍过去了。然后最后一次答疑的时候,陈师塞给我一份打印的版本,按章节分开的彩色打印,已经用钉子订好,并嘱咐我不要外传。当时非常感动,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就出来了。后来临毕业的时候抵不住涛哥的软磨硬泡,被他拿了去复习重修考试。再后来临近毕业,人心惶惶,我竟忘了问他要起。希望这个不要流传,负了陈师的嘱咐。

和陈师的接触,也就短短的一个学期。但他激扬的讲演,幽默的谈吐,深刻的批判却深植我心。他对于国内现存的学术制度的忧虑,也常常让我深思。如果我以后回到国内做学术研究,我会听他的话,把最新的成果首先发在国内的期刊上。记得他老是说,老跟在别人后面跑,是不行的。老跟着美国后面走,是永远走不到前面的。陈师对国家科学发展的一些看法,是鞭辟入里的。这一点,让我更加的尊敬他。那一个学期的课之后,我就很少看到他了。后面我曾经因为想作一篇论文的事情向他讨教了些意见,不过最后也不了了之。现在与他相隔万里,是无法听他那些睿智的大道理了。在这里祝他身体健康,桃李天下。为师当如陈伟中,将来有一天我会站在讲台之上,向他一样。

刚进大学的时候,我脑子里是有很多关于大学的憧憬的:斜阳下的阅读,星夜里的静思,露水边的晨练,床榻上的卧谈,还有桂花旁的风花雪月。这些憧憬朦胧而富有诗意,甚至还来不及一一数来,我的大学,那四个三百六十五日夜,就从我的身边溜走了。想起朱先生的《匆匆》,我不禁问自己,我的那一千多的日子,是从哪里溜走了呢?这些在时光里流转的片片回忆,需要我去寻找,去收集。也许文不成册,音不成曲,能压成几枚书签,别在心底足矣。其间的得失,也不需计较,本就是平凡人的生活。随性的写些散忆,追忆这时光的来去,对我而言,是种幸福。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大学里最痛苦的莫过于早晨八点钟的课,要是赶上阴天下雨,能起来按时上课,绝对需要一番勇气。这种情形之下,有个振奋的闹铃就必不可少。刚入学的那一阵,为了能按时起床,我买了一个复古调的机械式的闹钟,每到早晨闹钟上的小锤子会拼命的敲动两边的铃铛,一下子把我从梦乡里拖将起来。我的下铺是个淳朴,低调的江阴男生,且称为露哥。此君耳朵实在太过于厉害,声无巨轻,皆能传之耳内。钟表的秒针的嘀嗒,齿轮的摩擦,都折磨的他死去活来,不能入睡。我在试过用报纸,毛巾等各种材料包裹之后,皆以失败而告终。看着下铺的兄弟每每受此煎熬,夜不能寐,实在于心不忍。于是一个星期之后,此闹钟长眠于我的箱子中。大三离开浦口的时候,摆了个摊子卖给了后级的师弟,希望他有个耳朵不那么灵的下铺。在闹钟风波过去之后,开始用自己的手机设置闹铃了。那个时候开始流行个性的铃声,彼此的闹铃都不相同,一听之下,就能辨别。总会有个人的闹铃最早,而他要是又没能闻铃而作,很容易被大家揪住把柄,批判一番。理由是搅扰集体的美梦,损人而不利己。再到后来,一轮闹铃秀过,顶多也是让我们翻个身而已。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八点钟课的教授也是有些手段的。有的教授是课教的好,学生自然愿意听。有的教授就发明了各种点名。因此,把我们从床上推下来的,往往不是闹钟,而是楼道里的一声悲愤的呐喊:今天点名啊!到了教室,就是各式各样的早餐秀了。包子,烧卖,茶叶蛋是不变的主题。在一片大嚼特嚼之中,教授皱着眉,轻咳几声,略表无奈。大一的时候我常常坐前排,经常会坐在一个叫璐的女生附近。每次早上的课,璐都会带一个茶叶蛋来吃。经常会一边嚼着蛋黄一边和我说聊几句什么。每次我都担心她嘴里的蛋黄会喷出来,此番情景,至今想来让人忍俊不禁。现在璐到了法国,看过近照,浑身透着法兰西的风情,估计也少有茶叶蛋可以吃了。来了美国后,再没有八点钟课的经历,起床的时间也越来越晚。想起当年那个买了包子去上八点钟课的我,五分满意,五分妒忌。